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总结

发布日期: 2020-03-16 14:52 浏览次数: 来源: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我省各级法院发挥职能作用,依法审理涉及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区法院共审理消费维权类案件一万件左右。

一、案件特点

审理消费维权案件过程中,各地法院发现以下特点:

一是案件总量较小,案件类型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酒水、电器、汽车,农资用具、机电设备、房产等领域,新型模式消费、概念式消费如网购、团购等新兴消费形式,以及信用卡、支付宝、网银、预付款消费等支付方式引发的纠纷日渐增多。

二是案件审理周期相对较长。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于产品质量是否达标,经营者的责任界定等涉及损害后果、因果关系等问题争议较大,导致多数消费纠纷案件需要进行司法鉴定,这就导致案件审理周期拉长。

三是案件调解率较高,调解和判决结案后赔偿义务人的自动履行率也较高。

四是案件审理难度增加。网络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新型消费模式,不同于传统到店消费的模式,出现了许多消费模式、支付方式、损害情形等新情况、新问题,造成个案审理难度加大。

二、发现问题

同时,各地法院也发现以下问题:

一是消费者维权意识还有待提高。一些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主动索要相关凭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无法进行有效维权。不少消费者因为维权金额少、怕麻烦等原因,选择忍气吞声,主动放弃维权。

二是消费者信息频遭泄露。很多消费者的私人信息遭到泄露或者被转卖,如有些店主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在经营场所公布消费者姓名、性别及住所等个人信息。部分店主把消费者的家庭住址、手机号码等私密信息泄露给中介公司、房产经销商、非法开具税票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不法企业,导致消费者频繁接到骚扰电话,不堪其扰。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面临防范难、举证难、索赔难等众多难题。

三是网络购物消费者行使“后悔权”较困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后悔权”,即消费者可在“七日内无理由退货”。但一些远程购物经营者,擅自设置“非质量问题不能退货”条件,或对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标注不明显,退货标准过于严苛,擅自扩大对“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解释等,导致消费者行使“后悔权”的机会大打折扣。

四是“知假打假”案件出现抬头趋势。尤其在食品、药品、保健品行业及网络购物方面频发,打假职业化、打假方式趋于专业化,职业打假人收集信息资源丰富,呈抱团发展趋势,买到假货后不是及时向市场监管、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单位反映,而是直接到法院维权,对维权步骤和诉讼程序熟悉。对这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分歧较大,裁判尺度不统一,职业打假人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适用也不尽相同。

三、主要做法

针对消费维权类案件的特点和问题,我省各级法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坚持依法裁判,践行司法为民。依法审理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制裁消费欺诈、设置陷阱、霸王条款等行为,促进形成有序健康的消费市场环境。侧重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引导消费者依法理性维权。如南昌法院充分运用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分配、网购7日内无理由退货、精神损害赔偿等规定,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同时,在诉讼过程中对经济困难的消费者依法减、缓、免交诉讼费,充分保障其诉讼权利。对消费者提起的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确保权利能够及时得到实现。在审判过程中积极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咨询有关产品标准、行业规范等专业技术问题,提高审判工作的公正性。景德镇法院以亲民、便民、利民作为消费者维权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各个环节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积极探索快立、快审、快结的速裁程序和执行程序,方便消费者诉讼,深受消费者欢迎。宜春法院安排实践经验丰富、业务水平精湛的法官组成合议庭,专门负责审理涉消费权益纠纷案件,实现类案审理专业化。在办案过程中,及时发现总结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并发出司法建议书,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吉安法院严格适用法律法规,区分民事责任层次。在欺诈行为的认定上,着重考量经营者诱导消费者作出错误选择的主观故意;在对食品安全十倍惩罚性赔偿的认定上,注重违法情形对人体健康的实质性影响。赣州法院结合案件实际,合理分配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举证责任。特别是在法律对举证责任分配规定不明时,依法适用证据规则,结合案件的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案件事实,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是坚持调判结合,切实提高消费纠纷化解实效。对消费者权益争议遵循调解优先的原则,引导和鼓励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解决争议。通过调解时的思想说服和判决中的裁判说理等不同方式,努力提高调解和判决结案后赔偿义务人的自动履行率。如萍乡法院在审理房屋买卖合同案件中,多次开展调解座谈,耐心为当事人分析案件趋势和各方利弊,成功调撤了一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新余法院建立小额消费纠纷快速调处机制,对小标的额案件采取“快、简、便”的方式,缩短审理周期,减轻当事人诉累。

三是推进多元消费纠纷调解机制建立,借力化解矛盾纠纷。法院充分发挥“诉调对接中心”在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调处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与辖区消费者协会、司法局、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的合作,鼓励、支持和主动吸纳消费者协会等机构人员参与法院消费者权益诉讼的调处工作.建立健全诉讼与社会组织调解对接的有效运作机制。如萍乡法院在产品责任纠纷案件处理中,涉及到各类产品,如日用品(床垫等)、厨房用具(燃气灶等)、药品(红参、中药饮品等)、家用电器(电视机、取暖器、热水器等)、烟花鞭炮,邀请消防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市场监管部门、价格部门、基层组织等多个部门或组织参与,积极向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就产品的专业性问题进行询问,争取各部门或组织的支持。宜春法院强化法院诉讼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消费者保护协会调解、社区调解的工作对接,探索建立涉消费者权益纠纷的诉前、委托、邀请及协助等多元化调解机制,主动吸纳消协、人民调解委等机构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法院消费者权益诉讼的调处工作,注重利用诉非对接平台,积极提升案件的调解、撤诉和服判息诉比例,促进了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建设。鹰潭法院注重联动化解,加强与检察院、市场监管局、消费者协会等有关单位的沟通交流,形成合力,及时收集和反馈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信息,共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新余法院坚持走出去与市场监管局等政府部门及社会组织共建维权平台,大力推进诉前调解和诉调对接,实现一体化的维权联动机制。

四是加强调研指导,统一消费纠纷案件的裁判标准。新兴消费方式发展迅猛,通过咨询专家、学者意见,召开研讨会等方式,加强对该类案件的调研,统一裁判尺度。如鹰潭法院针对出现的新类型消费纠纷进行调研,厘清法律关系,提前预判风险,引导消费者采取防范措施,维护消费市场秩序。赣州法院针对基层法院审理消费纠纷案件少、审判经验不足的现实,市中级法院加强审级监督,通过二审程序依法监督纠错,保障执法统一,营造关注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吉安法院借助司法行政部门的支持,对消费者维权相关法律问题开展研讨交流,通过向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发送司法建议等,做好司法延伸工作。南昌法院注重总结审判经验做法,特别是一些社会热点、敏感案件,如“知假打假”案件,及时把握上级法院的裁判理念和思路,根据个案情况依法厘清合理消费和知假打假的区别,做好案例分析,指导类似案件的裁判。

五是强化威慑,注重惩戒打击。如南昌法院坚决打击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案件审理力度,保障基础民生。宜春法院加大对规避执行、抗拒执行、阻碍执行以及暴力抗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不断增强经营者的诚信责任意识。对欺诈消费者、设置消费陷阱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加大制裁力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等危害经济秩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犯罪案件,强化罚金、没收财产等附加刑的适用,增强法律威慑力。

六是加强法律宣传,增强维权意识。如省高院积极参与省消保委组织的“3.15”咨询活动、“315晚会录制”。九江法院每年组织业务熟练的员额法官深入社区、街道等地方加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知识的宣传,向群众发放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宣传资料,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宜春法院组织干警到经营场所进行宣传,撰写涉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的宣传报道,向消费者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法律知识、救济途径,引导消费者理性维权,营造良好的消费维权氛围和环境。依托巡回法庭,积极开展送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活动,设立法律咨询窗口、免费向群众发放法律知识手册等形式,指导消费者在日常消费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新余中院深入社区、企业、乡镇、农村,有重点的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刑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讲解,向公众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条80余份。

四、消费提示

1、一些民宿并没有营业执照,临时涨价,不少游玩项目是毫无经营权的民设景点,游学旅游鱼龙混杂,度假甚至产生了以度假为名的集资、诈骗乱象,消费者无法维权。

提示:旅行社在提供“旅游+”服务中普遍存在着角色模糊的问题,与消费者直接进行接洽、销售、签约、履约的一般都是旅行社,但实际提供最终服务或附加服务的又是第三方,因此合同履行中一旦出现纠纷,旅行社常常会以其只是居间方为由进行抗辩,造成消费者维权难。为避免消费者在“旅游+”的旅行过程中权利受到侵害:第一步,审查合同主体。第二步,细化约定内容。第三步,明确违约责任。

2、银行卡被盗刷的情形屡见不鲜,特别是在商场消费刷卡后出现信息泄露。

提示:不出借、出租银行卡给他人使用;不随意将交易密码告知他人;不在安全保护措施不足的情形下使用网上银行系统;在有他人在身边的情形下要不加防护地输入密码信息;不轻信犯罪分子以需要通过电话听取持卡人卡内余额证明持卡人资信能力的说法,违反常规多次输入卡号及交易密码;在银行卡丢失后,及时进行挂失。同时,在银行卡被盗刷后,持卡人应注意保存、固定“人卡分离”的证据,如向派出所报警,持卡到银行进行转账或取现等。

附:典型案例

案例一:抚州法院审理龙某诉上海悍业有限公司、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国产压缩机冒充进口压缩机商家被要求返还货款

2018年8月龙某在上海悍业公司在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所开网店购买直角蛋糕柜、豪华款饮料柜、低温鲜肉柜各一台用于门店,商家称压缩机均为东某品牌原装进口压缩机,龙某共计支付了42170元。后龙某发现货物时发现产品上的商标被撕毁,使用产品时发现直角蛋糕柜、豪华款饮料柜、豪华款饮料柜圧缩机上的商标与约定品牌均不一致,要求该网店退款并赔偿货值3倍支付赔偿金126510元,双方协商无果,遂诉至法院。

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海悍业公司行为构成违约,龙某要求退回货款,予以支持。因龙某所购货物用于经商使用,并非用于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其要求三倍赔偿金的诉请不予支持。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为网络交易平台的运营商,并非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也无证据证明该公司存在明知或应知上海悍业公司利用平台侵害权益的行为,故无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后上海悍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抚州中院,经调解,上海悍业有限公司在2019年8月10日之前返还龙某货款38849元,龙某退还所购货物。

案例二:九江中院在防疫期间首次启用“互联网远程庭审系统”实审理涉及消费者权益案件

日前,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利用“互联网远程庭审系统”,首次进行“三方开庭”,审理了一起产品质量案件,达到疫情防控和审判工作“两不误”的效果。

当前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为最大程度地降低人员聚集带来的风险,同时保证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创新举措,充分运用信息科技手段首次进行了一次“隔空”开庭。

当天审理的案件为一起因烟花爆竹引起的产品责任纠纷案件,其中两方当事人均为江西省宜春市的公司。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庭前主审法官充分征询当事人的意见并告知权利义务,当事人一致同意利用“互联网远程庭审系统”参加庭审。庭审过程中,合议庭的三名法官通过“互联网远程庭审系统”平台与身在宜春、九江的当事人进行了实时视频对话,完成了核实当事人身份信息、法庭调查、询问、调解、最后陈述等正常庭审的所有内容,整个庭审有条不紊、衔接顺畅。庭审结束后,法官、当事人及律师通过在“互联网远程庭审系统”平台实时查看了庭审笔录,核对无误后均电子签名确认。视频庭审进行了录音录像,将庭审视频刻录成光盘,并附于案卷中存档。同时,该庭审案件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实现全程直播,广大网友通过直播镜头实现了即时监督。

利用“互联网远程庭审系统”进行庭审,使诉讼案件实现了当事人无须出户就与法官、对方当事人“面对面”开庭,在疫情防抗期间,既有利于防控疫情,又可最大程度用最短的时间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案例三:萍乡法院审理江西君贤公司与江西某快递公司萍乡分公司快递服务合同纠纷案-----快递服务合同中的保价条款应站在消费者的立场确定其效力

2017年11月30日,君贤公司的工作人员文优将一份文件交给某快递公司邮寄,采取的是扫码寄件方式,该快件由江西省萍乡市寄往辽宁省营口市,电子运单单号238**57,托寄物:文件,实际重量1.0KG,付款方式:寄付现结,运费23元,未保价。该快件当天遗失,原告的工作人员向警方报案,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八一派出所处警。该快件的文件是银行承兑汇票,票号3140**70。君贤公司为宣告银行承兑汇票无效,委托了代理人往返宜昌,进行了相关诉讼事宜,支出费用共计11,020.5元。江西君贤公司要求某快递公司承担交通费、住宿、代理等费用共计16,164.5元,双方协商无果,遂诉至法院。

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以君贤公司未保价,一审判决某快递公司赔偿君贤公司快件损失161元。君贤公司提出上诉,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判决某快递公司赔偿君贤公司损失5127.5元。

案例注解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活跃和物流业的快速发展,快递行业在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让百姓的生活更为便捷,也为各经济主体的交流和沟通提供了更为快速的平台,大大降低了经济成本、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然而,快递行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快递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衡量难免存在差距,快递企业收取的运费与货物的价值相差甚远,故以保价条款的约定来分散风险保障利益,而消费者在支付运费后又不愿再行支付保价费用。如此一来,在快件发生灭失后该如何赔偿将引发一系列纠纷,保价条款如何适用则成为主要的争点,关乎到整个行业的诚信和稳定,亦与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应当予以重视。

一、快递服务合同中保价条款的性质分析

1、保价条款是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普遍存在,许多行业诸如保险业、快递业为简化缔约流程、提高经济效益均会在合同中使用格式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以上是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定义,据此而知,格式条款具有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由一方在订立合同前拟定的;二是为重复使用而不是一次性使用而拟定,内容具有固定性;三是未经过合同双方协商,没有对条款进行搓商的过程。众所周知,如今老百姓在寄送快递时只需一个电话或一个微信,快递公司即会上门揽收快件,填好地址、付完邮费便可,基于对快递公司的信任以及快递行业正常发展的良好趋势等原因,客户与快递公司就快递服务合同的内容和条款没有具体磋商的过程。一是快递公司的保价条款一般印刷于纸质快递单或者电子单据上,条款的内容是快递公司在与客户签订合同之间就已经拟定,通过查询全国各大快递公司的保价条款,内容基本一致;二是各大快递公司的快递单和电子单据的内容均重复适用于各个客户;三是快递公司与客户之间就保价条款的内容并无协商过程。以上三个方面符合《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故保价条款属于格式条款。

2、保价条款是免责条款。保价条款并非普通的权利义务条款,而主要是针对快递灭失后快递公司的赔偿责任而制定,涉及到违约责任的主体以及责任大小。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旨在限制或免除其未来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属于合同条款,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二是事先约定而非事后协商;三是对未来责任的限制或者免除。就本案的保价条款而言,条款的主要内容为:“…2.1若因本公司原因造成托寄物灭失、破损、短少、延误的,本公司将免除本次运费,并按以下赔偿标准赔偿,但不承担您可能获得的收益、实际用途、商业机会等任何间接损失;2.1.1若您未选择保价,则本公司在七倍运费的限额内向您赔偿托寄物的实际损失。…”。其一,以上保价条款是快递服务合同中的内容,属于合同的一部分,并非独立于合同而存在;其二,保价条款虽然未经过双方磋商,但是在货物开始运输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服务合同之内,并在事先就已经由客户所知晓;其三,保价条款所约定的责任发生于快递灭失之后,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预先约定,很明显,保价条款实际是限制了快递公司的赔偿范围,与一般民众所理解的财产侵权案件之损失填补原则大不相同,如不选择保价,则只赔偿七倍运费,就如本案,快件为价值50000元的汇票,而七倍运费仅100余元,相差甚远。因此,保价条款属于典型的免责条款。

二、保价条款无效情形——快递公司存在法定情形致消费者财产损失

保价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直接影响到寄件人可能获得的赔偿数额,而关于保价条款的效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争议,有的观点认为保价条款系免除一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应直接认定为无效,有的观点则认为只要快递公司尽到了明确说明和提示的义务就要认定为有效。然而,基于本案的案情,引发了关于保价条款效力的思考,虽然本案的保价条款被认定为无效,但从快递行业发展的趋势来看,保价条款的命运还应有更好的未来,既能督促快递公司提高快件运送的安全性,又能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虽然保价条款在一般情况下的效力应当予以认定,但《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了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因为这种条款的内容严重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与合同法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因此,保价条款作为免责条款同样应当适用以上规则,本案一审直接认定保价条款有效有违公平,二审对快递公司是否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作如下考虑:1、快递公司的承运责任。快递公司的合同义务为在约定期限内将快安全送至指定地点并签收,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送达结果,而至于快递公司采取何种运输工具、运输途经地点、货物装卸方式等均由承运人自行选择,快递公司可以根据经济原则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2、消费者的监管能力。消费者在将快件交付给快递公司时,便失去了对快件的控制,其只能通过电话询问、在线跟踪等方式查询快件所在的位置和状态,其在对货物的监管能力方面要远低于快递公司,即使有监管的意愿,在客观上也无法操作。3、货物灭失的原因推测。在日常生活中,许多消费者的快件丢失后都不知道何种原因,单凭自身的力量也无法追根溯源。但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和一般人的常理推测,快件丢失的原因大致分为两方面,一是不可抗力,包括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以及战争、骚乱等社会现象,二是人为的其他原因,比如偷窃、搬运丢失等。除不可抗力外,其他的原因均与快递公司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关。结合以上三方面的考虑,除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货物灭失外,其他原因在无有力证据推翻的情形下均属于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关于谁来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托运人应当对承运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结合公平原则和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某快递公司作为承运人,负责安排运输和管理货物,能全程掌握货物运输的状态,消费者无法监管运输过程,客观上难以提供证据证明货物灭失原因,故承运人应当对货物灭失的原因承担举证义务,虽然《合同法》没有相应规定,但该举证义务在《海商法》第五十四条就有体现,有参考的价值。1、某快递公司在本案诉讼中未提供证据证明货物灭失的具体原因,其作为承运人也不清楚货物是如何灭失的,本身就是失职表现。2、本案无其他证据证明货物运输时存在不可抗力的因素,故应当排除不可抗力的原因。无论是被偷窃还是因搬运丢失,某快递公司都应当及时采取合法措施挽回损失并记录留痕,同时通知托运人,以便查明事实和追究责任。但是,某快递公司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采取了补救措施,而是一直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托运人,显然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所以,本案最终认定某快递公司存在重大过失导致保价条款无效,赔偿消费者的实际损失。

三、司法裁判引导行业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

民营快递企业逐渐成为快递市场的主要力量,但企业的运输手段、管理方式、人才资金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制约,也产生了不少纠纷,对企业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也降低了民众对民营快递企业的信心。然而,本案的裁判规则和裁判理念也将推动民营快递企业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更加注重法律意识的提高和企业诚信的建立,塑造一个让消费者信得过的企业群体。一是推动民营快递企业进一步规范货物运输流程,提高民营企业的证据意识。本案将货物灭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承运人,也是提醒快递公司对货物运输加强管理,加强每一个交接点的监管,建立更加完善的货物监管体系。如货物在承运过程中如发生意外,快递公司应及时固定证据并采取措施挽回损失。二是增强消费者的保价意识,最大程度减少损失。保价条款的存在有其重大意义,消费者需理性对待并合理选择是否保价。民营快递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需要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做好“售后服务”,形成良性的关系,通过建立企业诚信而形成行业诚信,让消费者无忧。

通过本案的法律分析,保价条款的内容和运用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建议通过立法规范快递行业的经营行为,将保价条款的内容规定得更细致、更公平,对民营快递企业的保价条款赔偿标准进行统一化、规范化,避免各企业自制条款的杂乱性。同时,规范快递企业的免责条款提示流程,引导消费者积极选择保价条款分担风险。

案例四:宜春法院审理原告张小华诉被告江西梦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2017年11月23日,被告经樟树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批准成立,其经营范围为健身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2018年8月2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健身会所私人教练服务协议一份,约定:原告的私教课程为70节,总价格为7000元;从第一节开始,需在2019年10月1日内完成私教课程,过期作废;等等。合同签订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私教费7000元。之后,原告仅接受被告指派的私人教练所上私教课15节,剩余20节私教课未上。因该会所的用房系承租樟树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由于被告未交纳本应在2018年9月18日之前交纳的房屋租金,某房地产公司经催收无果后,于2019年6月3日在健身会所门上张贴通知一张,告知该会所停止营业,直至租金缴清为止。至此,原告即不能按上述协议约定在健身会所参加健身和上私教课程。原告因与被告协商解决无果而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8年8月29日签订的健身会所私人教练服务协议,被告退还原告自2019年6月之后剩余未上20节私教课的私教费4000元。

江西省樟树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原告张小华与被告江西梦某健身管理有限公司于签订的健身会所私人教练服务协议,被告向原告退还私教费4000元。

典型之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参加健身运动者越来越多,因此开办健身服务公司的也随之增加。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的开办健身服务的健身服务提供者因各种原因不守信用,在服务合同履行期间不按约定履行义务,拒绝为接受服务者提供健身服务,损害了作为消费者的服务接受者的合法权益。本案中,被告因拖欠健身场所的业主的房租而被迫停止经营健身会所,导致自己不能继续履行为原告提供私教服务的义务,其行为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在服务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能履行服务合同义务,原告则依法可以请求解除服务合同。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均予以支持。